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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江东去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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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白马寺:中国佛教的祖庭  

2014-11-14 08:44:02|  分类: 散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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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都洛阳城东约12公里处,有一座闻名中外的佛寺——白马寺。这里北依邙山,南临洛水,宝塔高耸,殿阁峥嵘,长林古木,肃然幽静。寺东面不远处,断断续续逶迤着蒿蓁丛莽的古城墙,勾勒出昔日东汉京都的宏伟轮廓。白马寺依偎在东汉洛阳城旧址的怀抱中,似在倾诉着如白驹过隙般的历史沧桑。

宗教,曾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之一,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现象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,产生于异域的佛教一经传入中国,与中华文化交汇融合,便对中国的精神、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而白马寺作为这种交汇融合的源头,自然就不容置辩地确立了它在中国佛教界的“祖庭”、“释源”地位,引得举世瞩目。

 

历史的安排总是让人意想不到。谁也不会想到,佛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昌盛,竟是来源于一位中国皇帝的美梦。

1900多年前,也就是东汉永平七年(公元64年)的一天晚上,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,做了一个令他万分惊讶的梦。他梦见一个浑身呈金色的仙人,飘飘荡荡,自西方飞来。此仙身高六丈,金色的身体像朝霞一样熠熠闪光,飞进了宫院,旋绕了几圈,最后降落在汉明帝的大殿前。

这使汉明帝兴奋之极。第二天一早上朝,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梦遇告诉了各位大臣,并向大家询问那仙人是哪方神圣。当时太史博毅博学多才,听了忙上前禀道:“臣听说西方天竺(即今之印度)有一个得道的神,号称为‘佛’,能够飞身于虚幻之中,且全身环绕着太阳的祥光。我想,君王所梦见的大概就是佛吧!”汉明帝听罢信以为真,高兴得哈哈大笑。不久,他就委派大臣蔡愔、秦景等13人告别帝都,踏上了去西域访求佛道的万里征程。这,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西天取经”之举。

也不知行了多少时日,这帮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在大月氏国(在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)与两位印度高僧相遇,一位叫摄摩腾,另一位叫竺法兰。两位高僧热情地接待他们,给他们看了看佛经和释迦牟尼白毡像。当他们诚恳地邀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时,二位高僧欣然应允。就这样,印度高僧摄摩腾、竺法兰和东汉使者们一道,用白马驮载着佛经、佛像,踏上了长长的归程。一路辛苦自不必说,于永平十年(公元67年),他们才返回国都洛阳。

汉明帝一见佛经、佛像,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,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,亲自予以接待,并安排高僧在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——鸿胪寺暂住。第二年(公元68年),汉明帝便敕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。也许是为了纪念白马万里驮经之功,就依官署机构的名称,将僧院取名为白马寺。

从此,“寺”字便成为中国佛教布教场所的一种泛称。

从此,中国的寺院便一个个诞生。

从此,佛教在中国开始大规模传播开来。

其实,佛教能够在中国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,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吻合。当然这种吻合是经过冲突和磨合的。在中国文化史上,佛教是第一次大规模移植过来的外来文化。佛教文化包含着信仰、社会、政治、经济,以及文化生活等不同层次的理念与实际行为。任何文化都有其整体性。佛教传入中国后,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一经接触,经过一段冲突与调和的过程,便使双方相互谅解,使佛教与中国文化在思想层次上逐渐融为一体,终于汇入中国文化的巨流,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。

总而言之,自白马寺开始,佛教便在中国扎根、发展,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 

一部《西游记》对于中国人来说,简直是太熟悉了!里面的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和白龙马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,更是妇孺老幼皆知。虽然唐僧取经比蔡愔等取经整整晚了近600年,但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,终于取得真经的故事,还是通过文艺作品的渲染,使人感动不已。

这显示了修佛的艰难。

  实际上,取回真经只是佛学路上的第一步,要想真正修成佛性,首先必须读懂真经。

  众所周知,因佛教传自印度,所以最早的佛教典籍都是梵文版的。要让中国人看懂这些典籍,翻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。要让人接受,得先让人懂啊!

白马寺清凉台,就是一个特别的所在。

这里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翻译佛经的道场。

这里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出发点。

清凉台是个砖砌的高台,被称为“空中庭院”。今天,这个长43米,宽33米,高6米,由青砖镶砌的具有古代东方建筑鲜明特色的高台,显得更加引人注目。院内那苍苍的古柏,沉静的金桂,似乎都在默默无言中洋溢着自豪的气息。因为中国第一卷汉文佛经就是在这里问世的。

相传,这里原为汉明帝刘庄幼时避暑和读书的处所。后来改为天竺高僧下榻和译经之处。这个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地方,有着很多的内涵,因为它把译经这段重要的历史内容浓缩在了这里。

汉明帝刘庄将两位印度僧人摄摩腾、竺法兰安排在此居住并译经传教。第一本汉文佛经《四十二章经》就是在清凉台上译出的。永平十六年(公元73年),摄摩腾圆寂。之后,竺法兰又单独翻译出蔡愔从西域带回的《十地断结经》、《佛本生经》、《法海藏经》、《佛本行经》等佛教典籍。

两位印度僧人在清凉台上的译经工作,毋庸置疑地奠定了白马寺作为中国第一译经道场的地位。

后来建筑的印度高僧殿,位于清凉台上毗卢阁前东西两侧。东侧为摄摩腾殿,西侧为竺法兰殿,分供着摄摩腾、竺法兰之泥塑像。这两位大师,就这样永远留在了中国佛学史上。

在白马寺山门之内,东西两厢围墙之下,苍翠茂密的柏树林中各有一座用弧形青石围砌起来的圆冢。东边圆冢的墓碑上刻着“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”,西边圆冢的墓碑上刻着“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”。“启道”、“开教”,这就是后人对两位高僧的评价。

 

在如今白马寺以南偏西处的陇海铁路两侧,各有一个约呈方形的夯土圆丘。丘前原有一碑,为白马寺住持德浩法师于1936年所立,上书“东汉释道焚经台”七个大字(此碑现在白马寺内)。

  据金代《重修释迦舍利塔记》载,大定十五年(公元1175年)重修白马寺齐云塔时,曾立“左右焚经台两所”。后来明代的《重修白马寺塔记》又说:“寺创于汉明帝时,西僧摄摩腾、竺法兰焚经台在焉。” 

  文献记载中最早提到焚经台一事的,是收入《广弘明集》第一卷的《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》。焚经台一事大致是这样的:白马寺建成后,五岳十八山观和太上三洞的道士贺正之、褚善信、费叔才、吕惠通等690人上表汉明帝,指斥佛教虚诳,表示愿与“西域胡僧较试优劣”,以论真伪。

  作为一个皇帝,一个中国的最高统治者,汉明帝对于臣民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求之不得。从内心里,他也很想知道佛教的法力,他更想证明自己的正确。

  于是汉明帝就命人在白马寺南门外修了两个高坛。永平十四年(公元71年)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,道士们捧道教灵宝诸经600余卷登上西坛,佛教僧人则捧佛像、佛舍利和《四十二章经》登上东坛。登上坛顶后,双方分别用火焚烧本教的经典。据记载,道经遇火就化为灰烬,随风飘去;佛经、佛像、佛舍利却遇火不燃,“唯见五色祥光烛天”,盘旋如盖,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遮盖了。汉明帝与群臣当然是“叹未曾有”。可怜的是,褚善信、费叔才当场气死,吕惠通等620名道士随后弃道从佛。

  这是佛教来华以后,佛教与道教之间最早发生的一次斗争。

  这次焚经事件更多的可能只是传说,但佛教遭遇道教的挑战想来也在情理之中。自古以来,但凡新生事物,没有一件不是历尽坎坷的,佛教也不例外。

 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传到中国,必有一个被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界认识、理解、接受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佛、道、儒之间发生争论,不但是正常的事,而且对于佛、道、儒各自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和深入,都有积极的作用。佛教是博大、宽容之教,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博大、宽容之学。所以,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,佛、儒、道相互之间的关系,看主流,看大局,应该说是和平共存于中国社会,在中国历史上得到共同的发展进步,为教化中国社会各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这是佛与儒、道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面,即主要方面。

  焚经台作为佛、道关系史上的一个遗迹,实际上反映了佛教在华传播的曲折进程。

 

在摄摩腾、竺法兰之后,安息国(亚洲西部的古国)的王太子安世高在汉桓帝时来到洛阳白马寺。安世高在白马寺共译出佛经95部150卷。据《开元释教录》载,从东汉至西晋,先后出现译师34人,译出经书700多部1400多卷。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在洛阳白马寺取得的。

  从东汉到清代,有许多人先后加入到翻译佛教典籍的队伍中。汉译佛教典籍的数量之大,品类之多,实为世所罕见。而这一切的一切,都开始于洛阳白马寺。

  三国曹魏嘉平二年(公元250年),佛教界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。这一年,印度和尚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《僧祇戒心》一卷。根据这部佛经的内容,昙柯迦罗主张僧众应遵佛制,守戒法,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在白马寺建坛传戒,开中国传戒先河。其后不久,安息和尚昙谛来到洛阳,译出《昙无德羯磨》,并根据戒律的规定举行传戒仪式。

  所以东土佛教徒都尊昙柯迦罗为中国律宗鼻祖,白马寺则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座传戒道场。

中国人出家,有人说始于东汉末的严佛调(安世高弟子),但也有人说,严只是居士,并未出家。如果后一说是准确的话,那么最早出家的名人,应该是三国魏时的朱士行。朱不只是最早出家的,他还曾西行求法。朱士行研究般若,但中土经典有限,于是在魏末(公元260年),他前往西域寻求佛法。在西域,他得到《大品般若》数十万言,于西晋初年命弟子送回洛阳。他后来一直没有回来。

  自从有了戒律的规定,出家人开始逐渐增多。据说到西晋时已有僧尼三四千人,当时仅洛阳、长安就有僧寺近200座。这个时期也有不少人西行求法,著名的有宋云和惠生。他们到达西域许多地方,取来不少经论,并著书记录西行的经过(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专记此事)。

  以白马寺《四十二章经》为开端、以唐朝洛阳为代表的佛教译经,成为博大精深的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随着唐朝文化的传播,这些汉译佛教经典远及日本、朝鲜等地,为佛教文化在东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  白马寺的一草一木,一砖一石,都记载着白马寺的历史,也记载着佛教的历史。

  当你走进白马寺的时候,无形之间,你就走进了历史,走进了故事,走进了一段厚重的文化。

 

作为中国佛教的祖庭,白马寺在中国佛教界享有十个“第一”:中国第一座古刹是白马寺;中国第一座古塔是齐云塔;第一次“西天取经”始于洛阳;最早来华的印度僧人禅居于白马寺;最早传入的梵文佛经《贝叶经》收藏于白马寺;最早的译经道场是白马寺内的清凉台;第一部汉文佛经《四十二章经》是在白马寺译出的;第一本汉文佛律《僧祗戒心》始译于白马寺;第一场佛、道之争发生于白马寺;第一个汉人和尚朱士行受戒于白马寺。

正是这“祖庭十古”,使洛阳白马寺能够稳居中国伽蓝之首座,而永远彪炳于中国佛教史册之卷首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8年4月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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